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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真靠矫诏毒父登皇位——“世宗夺嫡”真伪辨

    太后下嫁、顺治出家、世宗夺嫡是清朝前期的三大疑案。三者之间,对政局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世宗夺嫡,且众说纷纭,互生疑异。有的认为雍正属阴谋篡位上台,靠涂改历史、特务政治、残害兄弟、杀戮功臣维持政权,本来是康雍乾盛世,却不提雍正只提康乾,且有演义、影视、戏剧大加渲染。但也有的认为雍正属合法继承皇位,在康雍乾盛世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,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。本文观点倾向于后者,力图从几个方面阐明愚见,实为读史所记之点滴。

    一、矫改遗诏之谜

    清世宗爱新觉罗·胤禛(1678-1735)为清圣祖康熙之皇四子,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位,年号雍正。以后,世间始终流传有“世宗矫诏夺位”之说。按其所云:康熙病危之际,曾传旨召皇十四子允禵(原名胤禎,后改为胤禵,雍正即位后又随其他皇子将胤改为允,称允禵,以避胤禛之讳)进京,意在命他继承皇位。这道圣旨被胤禛的亲信隆科多得到并扣押未发。康熙传位诏书写的本是“皇位传十四子胤禎”,又被隆科多将十改为于,禎改为禛,变成了“皇位传于四子胤禛”,使四阿哥夺位成功。此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,其实根本经不住推敲:

    首先,康熙要召胤禵由军前返京,按当时制度,负责传旨的应是内阁和兵部官员。而隆科多时任步兵统领兼理藩院尚书,根本无缘接触此类事情。

    其次,按清朝典制,皇帝的儿子不能称某子,而应称皇某子。如果真有诏书,应写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禎,这时再把十改成于,则文读不通。

    第三,即使改成皇位传于四子胤禛,其于字也应是於字,因为清代的于和於不通用,象遗诏这样重要的文件,不可能用错别字就可以遮人耳目。

    第四,清代的此类诏书除汉文外,亦有满文并列,而满文是仿蒙拼音字形,根本无法通过添横加勾就能实现偷梁换柱。

    二、下毒篡位之疑

    关于康熙帝的死因,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:“康熙原拟传位给皇十四子允禵,圣躬不豫时,皇四子胤禛进一碗人参汤,不知何如,圣祖皇帝就崩了驾,胤禛就登了位。”说是雍正将乃父毒死,又与隆科多密谋,由隆科多假传遗诏才即位的。但这些说法至今未见到可信的史料依据,而能以反证说明问题的是:

    康熙帝于六十一年(1722)十月二十一日去南苑行围,十一月七日罹疾,自南苑返回畅春园。因病,命皇四子胤禛代行南郊大祀礼。胤禛奉旨提前五日于斋所至斋,只得在十、十一、十二连三天遣侍卫、太监代为请安,本人则无法亲临父皇身边。康熙自己这几天也在静养斋戒,无论皇子或王公大臣一律不予接见,甚至妃嫔、宫女都不留在身边,此时的胤禛根本没有毒父的可能。

   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,皇帝病情恶化,命从斋所召皇四子速来,而后召诸皇子和隆科多至御榻前口传遗诏,面谕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。胤禛闻诏驰至,已刻方趋进寝宫。戊刻皇帝就因感冒、血管病突发而逝。从已刻到戊刻的五个小时内,胤禛虽三次进见请安(一说五次),但此时的康熙已无药可医,甚至不能言语,似乎没有必要下毒让其快点咽气了。况御医、侍从必定忙的穿梭,哪有他进汤下毒的机会呢?

    隆科多系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鸦氏之弟,即胤禛、胤禵的舅舅,其父佟国维又是康熙的舅舅。父子二人原依附皇长子胤褆,后又支持皇八子胤禩,是康熙所斥之胤禩党。这一伙在康熙晚年胤禩争储无望的情况下,转向全力支持胤禵取得嫡位。那么隆科多怎么可能在所谓皇帝病危欲传位给胤禵的情况下,突然转变立场,冒天大之风险而假传遗诏,为当时并不起眼的雍正篡位卖命呢?雍正即位后曾对年羹尧说过:“舅舅隆科多,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也,真正大错了”,这反映出隆科多与他的关系原本并不密切,而隆科多在康熙死后大力相帮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    下毒说出自于《大义觉迷录》,系曾静道听途说所记,况经雍正朱批修改后刊行,如果是事实,遮人耳目都来不及,何以自惭形秽。但康熙驾崩,雍正即位按现有史料确实记录恍惚。可不可以这样推理:康熙生前并未曾想到会如此快的离开人世,故未作任何书面安排,病危时在皇四子胤禛未赶到之前,先见到隆科多,便口传皇四子即位之事,待雍正赶到后,他已没有重复的能力,忙乱之中康熙驾崩,隆科多才得以宣布大行皇帝口诏,它可能都没有想到皇帝会做出这样的安排,但又绝不会作出任何违背皇帝生前意愿的事情。

    三、嫡位不实之证

    世宗夺嫡的所谓被夺嫡者,即雍正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禵。要搞清雍正是否在康熙临终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,夺取了本应属于十四阿哥的皇位,则还应弄清康熙生前是否有传位十四阿哥的意愿,回答应该是否定的:

    胤禵原是以胤禩为首的“皇八子党”即康熙所斥之胤禩党骨干。康熙晚年对诸子结党争权深恶痛绝。他两废太子胤礽,拘押长子胤褆,声称“朕与胤禩父子之情绝矣”,甚至拔出佩刀欲杀替胤禩辩解的胤禵,后因皇五子跪抱劝阻,才改为责打二十大板,和胤禩一起逐出殿外。像这样属于康熙认为“形同狗彘之阿哥”一类的人,能被选为储君吗?

    胤禵在康熙五十六年被特命为抚远大将军,率军西征,驱准安藏。这曾被说成是康熙有意传位给他,故委以重任,加以培养,树其威信的证据,其实这是康熙为了把他和同党分开,并造成错觉,使其不再妄生事端之举。否则,康熙六十年十一月末,就不会在他还未得胜时就命他返京述职,此间,不但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恩宠,反到命他于次年四月返回西陲军中,而这一年的十一月康熙就病逝了。如真有传位之意,年老多病的皇帝早该将其留在身边交代大事了,不可能再把他发到几千里以外去带兵打仗。

    在康熙的头脑中“立嫡立长”的传位原则根深蒂固。他晚年虽废太子,拘长子,但仍把择嗣重点放在年龄居长的皇子身上,这就是皇三子胤祉和皇四子胤禛,并时常驾临二人府邸,派遣他们分担重大的礼仪活动。经过一段权衡和比较才确定其一。而排行十四的胤禵在正常情况下是很难被列入嗣君人选的。

    雍正即位后说过“允禵平日素为父皇所轻贱”,康熙甚至告诉他们的母亲乌鸦氏:“你的小儿子给你的大儿子当护卫都不够格”。这些话虽有雍正借以抬高自己之意,但尚不敢凭空捏造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对胤禵的基本评价。胤禵的爵位也不高,仅封到固山贝子(宗室爵位第四等),就象康熙斥胤禩时说:“你不过是个贝勒身份的人罢了”,而贝子比贝勒还要低一个等级,即使是大将军王也是领兵出征的临时头衔,只有待遇而无真正爵位。

    四、合法继位之据

    雍正在康熙生前虽然没有露骨的争夺储君之位,但也并非只甘心做一个辅政贤王。他精明谨慎,善于体察父心,八面玲珑地处理兄弟关系,对年过花甲的父亲克尽孝道,终于得到了父皇的赏识,病危之际“一言以定大事”决定由他继承皇位:

    清代皇室封爵第一等为和硕亲王,康熙在位期间,只有三位皇子得到过这种殊荣,其中包括雍正帝胤禛,他于康熙四十八年被封为和硕雍亲王。另有皇三子胤祉封为诚亲王,皇五子胤祺封为恒亲王。这两人死后,一个追谥为“隐”,一个追谥为“温”,可见都不具有王者气派。

    雍正在康熙生前虽已形成一派实力,却并未结党,活动较为审慎隐为,不露锋芒。与其他有才能和野心的皇子比较,它和父皇的感情亲密,不曾发生过裂痕。康熙把圆明园赐他建造府邸,晚年又时常驾幸,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,并多次派他办理审案、查仓、复查会试等重大差务,命其代行重大的祭祀典礼,临终前的南郊大祀礼就是一例。

    雍正的儿子弘历(即后来的乾隆大帝)深受康熙喜爱,晚年命将这个聪明伶俐文武兼长的小皇孙养育宫中(在这之前,只有废太子胤礽的二儿子享受过这种殊荣),又带其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,在自己的住处读书,并随同去木兰围场射猎,夸奖弘历将来必是大福大贵之人,皇家所指大福大贵多指为皇袍加身。这无疑给雍正的继位添加了一份重要的砝码。

    康熙晚年事不称心,需要安慰,诸子多不靠前。独胤禛、胤祉时常陪父皇散心。康熙曾说:“诸皇子多令人视养,唯四阿哥,朕亲抚育”,并称赞他“诚孝”,谓曰:“性量过人,深知大义”,“拟此居心行事,洵是伟人”。其实胤禛并不善良,但他用心计和手腕取得了康熙的信任,特别是康熙病重临危之际,得到了他更多的体贴,其孝敬深刻在乃父心上,这可能是康熙几年来一直对继承人迟迟未定,直至临终前才决定于他的最大原因。

    五、有所作为之君

    雍正帝四十五岁登基,在位十三年。从道德角度看,他的为人不可取,其鬼魅伎俩令人齿寒,两面派作风让人可憎,制造冤假错案令人发指(主要表现在他上台后囚死、拘押数位兄弟,杀戮大臣及严刑酷吏上)。但普列汉诺夫曾有句名言:“自然,一个被事变抬上独裁地位的人物,应当自强不息的钻营权柄,坚毅果断地把一切阻碍他前进的人推开,并予以无情打击”。因此,对一个封建帝王的评价,不应把权力之争的手段当成主线,而主要看他所从事的事业,看到他继承父业有所成就,看到他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基本当之无愧:

    他勇于任事,勤于政务,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,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。十三年中他亲批的公文就印行了《上谕内阁》一百五十九卷,《朱批谕旨》三百九十卷,不下数十万言,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,且一丝不苟,严肃认真。后人评价说:“自古勤政之君,未有及世宗者,谕旨批答,皆非臣下所能代,曲折尽意,皆出亲裁”。作为一个封建帝王,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。

    他黜奢惩贪,从我做起,约己以俭,认为:“世人论人者,莫不以奢为骄汰,以俭为美德者”。他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,也未到过江南巡幸。他揭陵祭祖见沿途安放许多小缸,非常不满,亦对敬献象牙席之类的行为大不以为然,说:“行一利民之政,胜于献稀世之珍也,荐一可用之才,胜于贡连成之宝也”。他的严于律己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。《东华录》载时谓:“康熙年间有清官,雍正年间无清官”,并不是说真没有清官,而是清是相对不清而言,无不清也就无所谓请了,这话并不夸大。

    他察吏安民,说:“国以民为本,民以食为天,若为钱粮紧要,民命尤属紧要,有民始有钱粮,能安民方能裕国”。大力推广垦田和水田种植,发展水利事业,实行豁免钱粮,仅江南一省一次就豁免一千一百六十万两,相当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。他还主张“通商裕国,通商便民”,改革税赋,十三年如一日,力图实现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蓝图。

    他思维敏捷,计虑深远,历时十年,事涉六省,实现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。即取消世袭土司,设置府厅州县,建城池,清钱粮,开发交通,广设学校,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,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发展。与此同时,出兵平定青海叛乱,设置驻藏大臣,再次用兵准格尔,又大大稳固了西北边陲。雍正年间,国家与沙俄、泰国、印尼等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措施得力,边境稳定,加上对外开放禁海,与邻国贸易经济也有所发展。一位日本学者曾说:“帝秉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,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。至后日盛运期之财政,实帝之所赐也,譬如农事,康熙为之开垦,雍正为之种植,而乾隆得以收获也”。这帝即指雍正,这评价也确实比较公允。

    雍正帝于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去世,他去世很突然,是暴亡。但他接受了乃父的教训,确立了密储制度,早在继位当年就亲书并藏好了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的密诏,使弘历得以顺利嗣位。他留下遗诏,恳切希望大家都能“各秉忠良,屏除恩怨”,“卑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”。他的遗愿达到了,日后的弘历成了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盛世帝王之一,而且完成了乃父生前无法实现的愿望,即为其父迫害致死和遭拘禁的几位叔叔们平反,结束了雍正朝的恩恩怨怨。但雍正帝给人留下的狠毒、阴险印象一直影响至今,世宗夺嫡之谜也一直不能真正解开。可有一点是应该也是可以明确的:不管雍正怎样即位,他毕竟结束了延续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四代之久的储位相争问题,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的确起到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团结,巩固皇权和稳定社会,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积极作用。对于这一点的肯定不应持有疑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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